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移动和互联网覆盖。 极低的总体消费率与观察结果完全矛盾。 如果对社会转移支付、购买力和住房成本进行适当调整,中国的实际家庭消费要高得多。
中国家庭享受政府资助的福利,例如教育和医疗保健。 此类社会转移支付 (STIK) 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从二十年前的 3% 上升到 2019 年的 6.2% 和 2021 年的 6.4%。
由于拥有慷慨福利计划的富裕国家往往表现出较高的STIK,因此比较中国的STIK增强消费率并不能缩小其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。 但它可以使其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利率。
然而,STIK仅涵盖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交换和消费。 与外国同行相比,中国企业更有可能提供员工福利,例如补贴午餐和员工住宿。 然而,这些数据考虑的是中国的企业支出而不是家庭消费。 因此,加上所有社会转移支付可以使中国的消费率提高至少6个百分点。
此外,有效的全球消费比较必须考虑到较贫穷国家的较低价格。 使用世界银行2021年国际比较项目价格对购买力平价(PPP)进行调整后,中国在住房、教育、休闲和健康方面的消费是使用市场汇率计算的两倍多。 鉴于中国过去三年的低通胀,今天这种变化应该会更大。
尽管中国实行义务教育和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,但即使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,家庭教育、文化和休闲消费仍是样本国家中最低的。 我们怀疑那里的购买力平价调整可能不足以反映真实的成本情况。
我们计算出中国的住房成本(以支付的租金或业主等效租金计算)占 GDP 的 7%。 这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一半,可能被低估。
购买新房被视为投资而非消费。 在中国,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前,80%的底层购买和60%的现房购买是新房,这一比例高于成熟的房地产市场。 买房无疑是很多中国家庭最大的开支。
业主的净租金也将被扣除。 由于多种原因,中国的租金收益率非常低,其中包括学校招生政策有利于当地房主的孩子而不是租房者的孩子。 业主等价租金通常根据历史房屋价值计算,该历史房屋价值低于当前房屋价值。 随着家庭消费统计数据的不断完善,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策上,这都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。
即使调整后,由于多种原因,中国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。 例如,农业生产很容易计入GDP,但自产和易货农村消费则不然。 农民工储蓄率远高于城乡居民。
中国的高房价和家庭消费正在减少家庭消费。 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也会减少支出。 所以中国的低消费政策并不是设计的结果。 北京决策者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消费,例如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放宽城市居住限制。
经过适当调整后,中国的消费率将高于整体数据显示的水平。 值得注意的是,消费率的比较是很棘手的——新加坡的消费率极低,约占 GDP 的 35%。 中国的家庭消费不应为全球失衡承担全部责任。
马青是纽约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研究部的负责人。
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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